经济转型期的韩国城市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无论是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还是从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对韩国来说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政治上，从金泳三政府开始韩国正式脱离了军政统治，进入了真正的民选政府时代。在社会层面，随着政治的民主化，社会文化变得开放和包容，各阶层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更加活跃和有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也切实地反映在了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上，使得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特征，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关注这一问题，Hoover和Vernon（1959）通过剖析大都市发展过程中居民的居住方式和住宅结构将城市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哈佛大学教授David L.Birch（1974）则利用当时启用的美国SMSA统计数据对纽黑文地区进行分析后将城市化分为六个阶段.这些划分都是注重从微观角度界定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2014）从城市化率、城市化内涵、城市化动力和人口流动方向等不同角度将城市化进行了阶段划分，这些划分标准注重了城市化与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结合，与上述西方学者的划分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如此，这些阶段划分的标准都无一例外地根据西方城市的发展过程确定，与中韩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发展过程特征并不能完全吻合，或者说中韩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虽然与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的外在表现高度相似，但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却不尽相同，或者说更为复杂。因此，很难简单地用西方城市化的阶段理论来推断或预测东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在经历了前一时期快速的工业化之后，进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经济转型期，韩国的城市化也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从城市化比重来看，韩国已成为了一个城市化国家。当前的中国同样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相近，再加上中韩两国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似的社会文化结构，分析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韩国这一转型时期的城市化特征及动力，对探索当前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和途径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二、经济转型期的韩国经济社会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支撑韩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的要素不复存在。这些要素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低工资为特征的人口红利的存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结构。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军人执政时代随着金泳三政府的上台而终结。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除了在政治上逐步肃清军人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决策方面也更加民主，兼顾到各个产业和阶层的利益，政府更注重在宏观发展方向方面进行决策，而把更多的经济主导权交由民间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政府主导色彩明显减弱，因此，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平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农村人口比重较大，1970年约有60%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到1985年仍有35%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当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制造业就业。再加上政府强力限制产业工人的工会活动，不允许工人通过行驶集体交涉权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待遇，韩国的大企业可以以极其低廉的工资雇佣大量的工人，人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占比相对较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人口增加率开始下降，总就业人口相对稳定在2,000万人左右，农村人口占比下降到25%以下，同时，产业工人的集体交涉权得到保障，工人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也开始提高，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原来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第三，带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也走到了它们的瓶颈期，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不复存在，丰厚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靠规模和廉价取胜的制造业也走到了其顶峰，韩国的造船业、汽车制造业、化工业和电子制造业等领域的领军企业多数都已经成为了同行业世界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如果不能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转型升级，也再难以有大的发展。最后，韩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WTO的成立，那种一切为出口服务的进口结构也将被打破，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领域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经济开始整体向高技术领域和现代服务业转向调整。

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注：按照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