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人类发展最大的实践”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等人就中美关系、创新发展等..

郑永年 　

　

蓝普顿早报记者 朱伟辉 图

 

昨日下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等人就中美关系、创新发展等问题发表看法。

 

“美国精英对中国不太了解”

谈及热议中的“美国影响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蓝普顿回应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美国在所有国际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作为不都一样。比如，当年我们（美国）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多年来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话语权不断增加。”他说，“在IMF中，其实美国支持中国的话语权，但投票确实没有通过。这要回到美国政治体制特色。目前美国国会由共和党主导，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压着不放。所以奥巴马政府不能推这个事情，所以不是美国政府在反对。”

对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蓝普顿提到从前美国学者都聚焦一些大话题，比如中苏关系、“文化大革命”，而今美国对中国学研究往往聚焦某一小话题，在这个话题上更深，但也更窄了。“虽然有更多专家在研究，但没有把各个领域的专家统筹起来。在‘深’上很深了，在‘通’上还不够。”

卜励德更直言美国精英对中国不太了解。“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大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卜励德还提及，在美国大选之前总会有人跳出来诋毁中国。“一旦大选结束，上台的领导人在对中国外交政策上，又总是回到和此前总统一致的道路上。”为什么会这样？卜励德解释在大选中，这是“拉选票”的一种方式。

而为什么总有人“挑中国的错”，卜励德认为这是因为多年来中美关系已经紧密交织。“所以他们总能找到批评中国的切入点。反之，中国也总能找到批评美国的切入点。”

但卜励德也强调，美国目前有一种整体意识：中美两国都是大国，需要联手。

 

中国创新发展，“敢说共赢”

除了中美关系，中国创新也是学者们提及的高频词汇。比如卜励德表示创新对于中国非常重要，但他认为创新不是被命令出来的，而应该源于一个系统内部的自动要求、自由迸发。

他说，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创新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人们失败自由”这两个基础。“中国创新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目前中国信息的自由流动还不够。另外中国竞争非常激烈，人们很害怕失败，导致失败的自由度也不够。”

在“十三五”《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也位列第一。“现在提数量经济转质量经济。质量经济怎么做？主要是创新。”郑永年提及，虽然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力，但很多东西，比如马桶盖、电饭煲，“要到外国去买”。“本质上中国创新不够。中国的质量经济通过创新，会有很大的空间，因为有很大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这一波创新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企业家。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三波企业家。第一波从1980年代开始，第二波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开始，现在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家则是第三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企业家现在基本已经60岁上下，没有很大的投资冲动，或者因为知识结构不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成功，基本上属于消费阶层。而富二代中又没有几个比较好。”

“所以中国现在要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郑永年表示，中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导向进行培养，同时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此前提出“五大发展是‘十三五’的最大亮点”的胡鞍钢感慨，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人类发展最大的实践。“随便说两个数字， 7.7亿的就业人数、13多亿人口，而欧盟人口总计就5亿多。”

“1978年，中国还是最大农村人口国家，也是最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国家。但是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收入会达到1.2万美元到1.3万美元。中国将变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或中高等收入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敢说‘共赢’，但中国敢说。”胡鞍钢说，“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搞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我们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这不是原创是什么？‘十三五’规划不只是产生一个理念 ，它将用五大发展的思路来设计我们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