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上海经济增速为何反超北京(2)

　　如果看真金白银的财政收入增速，上海更是气势如虹，2016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6406.13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同比上年大增16.1%，吊打包括深圳（15%）在内的全国所有大城市。总量第一，增量第一，增速第一，这就是上海财政在2016年的吸金力。

　　上海是怎么做到的？让评论家们感到焦虑的“上海制造”回暖了吗？有，但老实说，不太明显。

　　2015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0.8%，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下降1.1%，六个主要工业门类中有4个是负增长，包括上海工业体系中最耀眼的汽车与钢铁。2016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上年增长0.8%，战略新兴产业增长了1.5%，均小幅扭转了上一年的下降态势，但工业出口货值下降幅度更大了，六大工业门类中，只有汽车与生物医药产业为正增长，其他仍然没有爬出负增长的泥淖。

　　工业持续萎靡，GDP与税收却光鲜亮丽，只能说明，让评论家们焦虑的“上海制造”对上海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2016年，上海的第二产业占比是29.1%，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5%，比上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一举超过另一座以服务业见长的中心城市广州（68.56%），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服务业中心城市。

　　2016年，上海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145.02亿远，同比上一年只增长了0.5％（名义增速），而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9362.34亿远，接近前者的三倍，且名义增速高达14.5%。而第三产业中，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表现平平，其名义增速均低于GDP增速，真正的担当顶梁柱的是金融、房地产与信息技术三驾马车——金融业的份额最大，其增加值达到4762.5亿元，名义增速达18%；其次是房地产，其增加值为2124.78亿元，名义增速为25.3%；然后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增加值为1618.58，名义增速为17.8%。

　　这可能就是上海经济2016年逆势高增长的真相，制造业勉力维持，服务业烈火烹油，其中流砥柱又数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三驾马车。考虑到信息产业的体量相对不大，上海服务业的肱骨之臣仍然是金融与房地产，而金融与房地产本为表兄弟，可见上海经济在2016年的微妙，这里面既有也有楼市火爆推动的繁荣，也有经济结构快速三产化带来的红利。

　　三产比重从50%倒60%，上海花了11年，而从60%都70%，上海只花了4年时间，显示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正在卸下工业时代的勋章，而以狂飙突进的态势开始了全盘三产化的节奏。如果从税收贡献来看，上海经济的三产化只会更加明显。数据显示，服务业对上海财力的贡献在2015年就已超过80%。

　　城市经济全盘三产化，可以说是很多金融中心城市的共性，纽约、伦敦、香港的三产占比无不超过90%，这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的必然体现。不过，全盘三产化并非没有弊端，香港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反例，不过，香港是一个独立经济体，而上海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拥有广袤的直接的经济腹地，二者在这方面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

　　对上海来说，快速三产化的真正弊端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城市的地租、物价等运营成本会越来越高，只有从事高收入行业的劳动力才能够继续在这座城市生存，广大中低收入行业的中间阶层则越来越面临被挤出的压力。从事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等高收入行业的人群还能够淡定从容，但诺大一个上海，不可能人人都去干这三个行业。事实上，这些高收入行业虽然对GDP和税收的贡献很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可谓十分有限。我们没有找到上海的数据，仅以香港为例，2015年，香港的金融与保险业占GDP比重为17％，地产的比重为5%，但两个行业的就业人群只占全部劳动力的5％与3%，远少于汽车、钢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

　　上海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蓬勃发展的这几年，正好也是中国经济换档减速的几年，这里面既有产业升级的推动，也有经济“脱实就虚”的隐忧，正如美国《财富》杂志所言：金融业的大繁荣，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体现，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脱钩，那么资金空转引发的经济泡沫化则对一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是教训。

　　总体来说，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在服务长三角以及全国经济的方面是称职的，上海高大上的总部经济以及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发挥的就是这个功能。但在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元化、更新潮的就业机会方面，上海与北京相比仍有差距，也不像深圳、杭州那样可以给草根人群提供如此多的创业机会，这可能会让这座城市庞大的中间阶层多一份焦虑，正如今日的香港。

　　也许正是对城市经济快速三产化的担忧，上海在2016年初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制造业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这一比例与新加坡基本相当。25%也可以看成是上海经济结构升级的底线，与那些正努力提高第三产占比的城市不同，上海担心的不是服务业做不上去，而是担心在制造业的继续边缘化。与其把这个“底线”说成是构筑上海的竞争力，不如说是为这座城市2000多万市民未来的就业保留更多的回旋余地。毕竟，适当的公平也是效率之保证，二者需要一个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