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百年兴衰的前车之鉴

阿根廷是一个由盛而衰的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将阿根廷与曾创造出经济奇迹的日本相比，库兹涅茨的用意不言而喻。据说巴西人在数落或批评某人做事不成功时，常常这样调侃:“只有阿根廷人不如你。”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阿根廷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倒退为发展中国家，直到2011年，阿根廷才再次跻身于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以说，阿根廷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探究阿根廷现代化道路上的成败得失，对于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大有裨益。

由盛而衰的典型

阿根廷拥有不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优势。例如，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矿产丰富，等等。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是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农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19世纪末，欧洲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阿根廷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依靠蜂拥而至的外资和外国移民，并利用海运技术和冷冻技术的进步，向欧洲出口了大量农产品。当时，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至20世纪初，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美国的一半，略高于芬兰和挪威，接近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阿根廷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受挫。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阿根廷经济的打击更大。自那时起，阿根廷经济一直未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不久，厄运再次降临阿根廷。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深重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有5人先后成为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违约国。

阿根廷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阿根廷学者拉斐尔·迪特利亚在分析阿根廷百年兴衰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被7000颗子弹打死，你很难分清哪一颗子弹是致命的。”

政变如家常便饭

阿根廷的问题首先反映在政治层面上。长期的军人统治毁坏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政党制度，也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

早在1816年，阿根廷就取得了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然而1930年阿根廷政坛发生了军事政变。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变如家常便饭，政府更迭多达25次，带有各色政治立场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但没有一次政府交替是在民主框架内完成的。

不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和频繁的政府更迭必然会影响政府政策的连贯性，有时甚至造成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一届政府大幅度提高税率，而下一届政府却实施了减税政策；这一届政府将国有企业收归国有，下一届政府则实行私有化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前后矛盾的“钟摆现象”不仅打击了政府政策的可信度，而且还影响了政府、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投资环境，而且还削弱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而且，阿根廷的历届军政府很少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从而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积累的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除此之外，由于阿根廷国家领导人或擅长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或常受利益集团、党内矛盾和党际矛盾的牵制，因此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常常难以提高，如梅内姆这样的总统在决策时很少倾听各方意见，导致政府的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

社会凝聚力渐衰

阿根廷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而团结一致，共同创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繁荣。然而，进入20世纪后，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的社会凝聚力却呈现出不断衰弱的趋势。尤其在国家遇到危机时，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例如，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国外，形成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据估计，80年代外逃的资本可能接近阿根廷整个国家的外债总额。2001年底爆发金融危机后，有钱人不断地将资金转移到国外，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竞相移居国外。

社会凝聚力的缺失与收入分配不公密切相关，而收入分配不公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繁荣时期，随着农产品出口的扩大，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高度集中，而大量农民却无地耕种；在城市，与农产品出口有关的行业滋生了一个富有者阶层，制造业的起步也造就了一批暴富者，而无数城市居民则因失业无法摆脱贫困。20世纪中叶，尤其在庇隆当政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民众主义政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中产阶级队伍也有所扩大，因此阿根廷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时期，阿根廷的收入分配很不公平，基尼系数经常在0.5上下。

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阿根廷的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这与梅内姆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国企被私有化后，新的企业主为提高企业效率而裁减工人，从而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一些大城市的失业率接近20%；而开放市场后，竞争力比较弱小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或压缩生产规模，从而加剧了失业问题。

过度依赖比较优势

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阿根廷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如前所述，这一比较优势在历史上曾使阿根廷跻身于富国之列。但是，资源的丰富既是一种“恩赐”，也会成为一种“诅咒”。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即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或者说，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在政府的多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工业部门获得了较快发展。1936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根廷利用欧洲国家工业出口下降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制造业。50年代以后，阿根廷进入重工业发展时期，钢铁、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取得了较快发展。至70年代，阿根廷终于能与巴西和墨西哥等国齐名，成为拉美地区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是，整个拉美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不高，因此，阿根廷在拉美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品出口依然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优势同样较为明显的国家相比，阿根廷的工业基础相形见绌。

由于实施进口替代模式，高高筑起的贸易壁垒使本国“幼稚工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适当的保护有利于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但是保护民族工业不应该成为保护落后的借口。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梅内姆政府实施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最有力的改革措施就是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诚然，这两个措施有效地扩大了阿根廷经济的开放度。但是，企业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外来竞争时陷入了困境。

资本积累能力弱

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了投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储蓄和增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然，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积累不再被视为解救贫困国家的唯一手段。但是，只有将投资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经济和社会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

阿根廷的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很弱，储蓄率长期得不到提高。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是，阿根廷的文化传统似乎鼓励人们消费。此外，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同样损害了资本积累的能力。

为了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阿根廷不得不引进大量外资。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利用外资是一个明智之举。问题的关键是，对外资的依赖必须有一个度。反之，外资的作用就会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为阻碍发展的“桎梏”。

在历史上，阿根廷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由于相当多的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因此偿债能力长期无法提高。沉重的债务负担、僵硬的汇率制度、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疲软的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南美洲国家在2001年再次爆发债务危机。

经济管理不得法

此外，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形势长期不稳定:汇率大起大落，变化无常；财政逆差司空见惯，不断膨胀；供给侧也问题成堆。因此，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在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通货膨胀率曾高达4位数。尽管政府实施了多个反通胀计划，但收效甚微。1989年梅内姆当政后，实施了以货币局制度为基础的“兑换计划”。这一反通货膨胀计划虽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也产生了比索的汇率高估等一系列新问题。

恰如其分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依赖于正确的经济手段、有效的行政手段和得力的法律手段。各种手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它们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换言之，只有使各种手段得到有机的协调，它们才能事半功倍，相得益彰。阿根廷历届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却常常大量使用行政干预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相对而言比较软弱。此外，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之间的搭配也时常出现矛盾，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问题造就了阿根廷的百年兴衰史。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言，虽然当时的阿根廷人确实变得富裕了，但未能使其国家实现现代化。阿根廷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