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对话：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中国经济能否再现繁荣？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何清涟表示，2016年12月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并未推出新政策，而是强化2016年的各种政策措施，重在经济维稳，主要内容包括货币维稳、稳定房地产市场、化减债务、去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等等。其中，货币维稳是第一要务，外汇市场失守，一切后事免谈。中国经济进入维稳阶段之后，就不是什么短期行为伤及长期健康发展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必须熬过今天才有明天的问题。去年全球有蒙古、委内瑞拉与印度三个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失守是关键，其中委内瑞拉的通胀率达百分之1900，人民陷入饥饿状态，有报道形容为从几年前跑全世界买买买，到如今成了吃饭难难难。有这些前车之鉴，中国政府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让本国步委内瑞拉之后尘，中国人民也只能祈求政府不要学习印度总理莫迪，先推出废钞令剥夺人民财产，继之以没收黄金与不以本人名义购买的住房。过了这道难关之后，中国才可能谈明天。

夏业良说，党国体系的统治基础是掠夺和控制国民财富，大踏步的计划回归而不是继续向市场化方向推进，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范畴的偏好抉择，也是维持高成本统治所必须拥有的经济保障能力。剥夺个人经济权利与经济自由的反市场化行为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主要是由于中国私有财产保护在现实中无法有效落实，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党直接控制公检法系统，实质上消除了公检法三方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功能内涵。因此，要想保证“政治维稳”，在一定程度上要有“经济维稳”作资源保障的基础。用行政手段来替代依法行政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公然干预，无论是对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外汇管理制度的粗暴干预，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文革化权宜政策”（即政府主动破坏自己设立的既有秩序，用临时政策措施替代长期制度安排）的痕迹。

夏业良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未来可能会采用的非常手段包括：包括国有企业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池中所持有的美国国债，随时准备采用临时性強制结汇及拋售美国国债，以避免人民币大幅贬值。对外汇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甚至可能会实际限制个人与企业的外汇兑换与汇出，严格禁止对外投资项目（包括对海外房地产、证券、各类保险产品等方面的投资）。这样将实际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封闭状态，经济增长无望，效益锐减，甚至可能通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经济危机，使国民失去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与长期投资、消费的信心。

程晓农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施政思维强调经济维稳，是因为经济稳定首次成为最令当局担忧之事。眼下及今后有三个随时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一是外汇储备，二是房产泡沫，三是金融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高居世界第一，貌似政府很有钱，其实，因为引进外资数量太大，经不起外企撤资或汇走全部利润，也经不起企业和中产阶层大规模换汇。控制外汇兑换，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资本外流，不过，当局同时还希望能吸引境外投资再度掀起对华投资热潮，从而摆脱外汇储备危机，所以控制外汇兑换的措施不敢太硬太狠。这种既不愿让外企汇钱出去、又想要外资继续涌入的期待，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外企和政府现在都怕自己陷入“鸡飞蛋打”的困境。

程晓农说，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靠两个因素，出口景气和房地产泡沫，这两个因素都淡出了，而且不可复制。前者是上世纪90年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好处，大批外企为中国提供了一次性出口景气，其效果早就开始萎缩，去年出口已变成负增长。出口景气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中国用营造房地产泡沫来拉动经济，房产投机支撑了房产泡沫。现在当局不敢让房产泡沫进一步扩大，所以加强限购措施；同时它又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灭，怕引起中产阶层恐慌和金融危机。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当然无法支撑经济稳定，当局对此一清二楚；但它因害怕房产泡沫破灭的阵痛而捧着泡沫左右为难。维持房产泡沫这种短期行为可能造成未来更大的经济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