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世界经济迈向包容普惠的新时代(2)

　　（三）

　　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诸多迷思之中，最根本的问题，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究竟能否持续。

　　对此，主席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作出了明确回答：“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回溯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演进历程，科学技术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跨国公司全球贸易和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全球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今天，人们审视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向，应该客观看到这三个要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正因为此，有学者评论指出：“全球化还处于幼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遭遇的是成长的烦恼，而不是暮年的生命力不再。这不是全球化退场的时刻，这只是从旧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全球化的转折时刻。”

　　从发展动向来看，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不久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今天跨境宽带数据流量相比2005年增长了45倍。这不仅是信息和观念的交流，而且支撑着巨量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往来。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小型公司、初创企业乃至个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大大降低。眼下，约9亿人使用社交网络与朋友或同事跨境交流，约3.6亿人参与跨境电子商务。与此同时，人员跨境流动仍处于增长趋势，并超过全球人口增速，全球大约总计有2.22亿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以外。

　　即使从问题导向看，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类问题，也早已离不开“全球化”思维。今天，每一秒钟都是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中的全球性时刻。一个崭新的世界，倒逼着全球治理的升级，呼唤着世界观念的转变。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出警告，今日世界的危险之处，在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短视保护主义反应可以遏止半个世纪以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使数亿人脱离贫困的经济全球化，但各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会如一些人所愿改变其“全球”属性。

　　不畏浮云，极目远望。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人云亦云地唱衰经济全球化非但无助于解决眼前问题，反而加大解决问题的成本；从历史演进的长远视角着眼，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大方向，才能为走出当前困境提供指引。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四）

　　当然，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不应该等同于无视反全球化声音始终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事实。为何经济全球化始终难以摆脱质疑之声？当下反全球化思潮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集中爆发、愈演愈烈，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归根结底，眼前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双刃剑”内在特征的必然结果。

　　主席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分析眼下经济全球化遭遇的困境，就必须看到，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根源何在？主席强调指出了当前经济领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三大突出矛盾：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这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无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如何解决公平公正问题，一直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首要难题。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著名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曾在10年前以欧洲足球联赛来揭示经济全球化在这方面的弊端。阿森纳、巴塞罗那等大牌球队在全球范围招揽优秀球员，比赛成绩由此得到确保；但是，随着欧洲各大联赛逐渐“全球化”经营，能够跻身欧洲精英行列的球队总数却不断减少，穷国或者小国的球队，几乎再也无法复制布加勒斯特星队（罗马尼亚）、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塞尔维亚）曾经的辉煌，赢得欧洲冠军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也同政治领域出现的弊端密不可分，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出了问题，随后经济问题又被政治化包装和情绪化表达，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加剧。在西方一些政治力量看来，“抽象地反对全球化，显然比直面具体的政策问题容易多了”，一些人扯起保护主义旗帜，高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口号，甚至到处找替罪羊，无端指责发展成功的国家，试图把民众注意力从国内引向国外。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不久前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在一些国家面临“领导力赤字”，没有人敢于向公众说明经济全球化的益处。美国著名评论家扎卡利亚则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批评说，美国完成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正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交织，为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也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始终强调，“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控这一进程”。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治愈“反全球化综合征”，根本在于有效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在增长、治理、发展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个最迫切的任务，主席在达沃斯会场明确提出了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中国方案，正是此次达沃斯论坛年会主题所承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