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预测分析

●2015年和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转型再平衡

●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够给中国的绿色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一不缺动力，二不缺机会。要解决关键问题，就要通过改革，系统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出哪些特征，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哪里？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国内外经济界的专家、学者与官员们济济一堂，聚焦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改革发展新图景。

看增速

转入中高速增长，今明两年要实现平稳触底

“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2015年和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转型再平衡。

在刘世锦看来，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等领域的高投资触底，实现平稳软着陆；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

“中国经济2015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我认为这个目标完全有可能达成，而且很可能达到7%以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尚存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在产业技术升级中还有很大后发优势。

“未来十年，经济平均增速会达到6.2%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上升到60%左右，第二产业在35%左右，农业会降到5%左右。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将会从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刘世锦预测。

“中国的经济增速的确在放缓，但仍在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量，从绝对值来看，需求仍然非常强大。”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士相信，中国经济转型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

谈转型

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

专家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机遇；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新常态下，经济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人均GDP很低时，可以很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本实现高速发展，但一旦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的调动能力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中国要实现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飞跃，只能通过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两化融合’‘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等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人工成本。”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分析道，随着产业升级，中国会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的素养要提升，“过去我们靠廉价劳动力曾经成为制造大国，一个初中生足以承担很多国家转移过来的低端制造业，但将来，一个大专生都不能胜任了”；二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就必须找到新的渠道满足就业需要，比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商业模式的创新等。

“当前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是很大的。”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用数据解释道，去年，我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为8.3%，工业领域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低于13%，是多年比较少见的，“一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产能的严重过剩，比较全面性的过剩，另一方面，消费结构也在升级，由过去新消费领域的横向拓展转到以既有消费领域的纵向升级为主，高端个性化的需求开始大量出现。”

“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够给中国的绿色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认为，当前以信息化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主要特征，以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到来，这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的交汇。

“要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两大战略，我认为要做六个转换：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换；从被动跟随向主动引领角色转换；从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相对隔离向高度融合转换；从制造业服务业各自分工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换；从传统城市化模式向绿色智慧城市化模式转换。”对产业升级转型的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这样描述。

话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体制性障碍，那么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在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要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困难会一天天减少。”

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面临新形势。改革千头万绪，重点方向在哪里？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第一不缺动力，第二也不缺机会。要解决关键问题，就要通过改革，系统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这些制度成本不由市场决定，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而变动，而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没有系统改革把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下来，我们会损失掉长期增长的活力。”

“资本市场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枢纽，所以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该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地位。”吴敬琏分析说，近年来围绕资本市场的改革，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市场监管怎么能够从过去以审批制为主的事前监管，改为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事中事后监管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利益的非常重大的改革，非做不可。”

“中国规模很大，各地区之间还有巨大的不平衡，人口红利并不是说没有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举措，让制造业不要过早转向国外，而是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就财政金融领域改革而言，我们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进展。”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谈道，2015年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同时坚持把结构性减税和系统性清理收费结合起来，并盘活财政存量。

“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在刘世锦看来，下一步的重点改革方向包括：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特别是推动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基础产业领域要放开准入，转换机制，提高效率；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变“强政府”为“巧政府”，可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将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