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世界经济低位复苏、分化明显、风险不明。明年乃至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延续低位不均衡复苏态势。全球金融风险累积、贸易增幅受限;世界投资难言乐观等不利态势成为笼罩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阴云。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内改革和地缘政治变化将成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变量。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大都将在2015年保持平稳或向上态势，但中期来看，能否重启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将依赖于提升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短期来看，借助发达国家逐渐复苏的东风，发展多元外向型经济将会为国内改革争取更多筹码，弥补国内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增速下滑，显得尤为必要。

各经济体继续“分化”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正逐渐走出过去3年的低增长，步入复苏和再平衡的新阶段。新兴经济体在保持危机后数年内相对稳健的表现后，却在美国“缩减QE”的阴影下经历了一波动荡。全球经济虽然仍表现为复苏态势，但需在逼近潜在增长率的道路上继续寻找可持续增长的平衡状态。

由于2014年全球经济活动弱于预期的惯性，再加上地缘局势不断恶化，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欧日等经济体重返低迷，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2015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继续增加。据我们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4%和3.68%，虽然稍高于2014年3.3%的增速，但并没有世行、IMF和OCED等机构的预测结果乐观(图1)。

具体来看，各国(或地区)分化态势明显：

1.发达经济体复苏已明朗，但各国“冷热不均”

在美国，鉴于政府进行财政整顿的阻力减少，经济结构调整已初显成效。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改善、投资支出日渐回升、潜在需求稳步释放、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业已修复，以及QE政策退出后的资金回流增加等，都奠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有些指标甚至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这轮复苏主要靠“页岩气革命”和“再工业化”。其次，美国消费能力的快速复苏，正是驱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尤其是过去半年国际油价暴跌,如同给予美国消费者额外补贴，使消费变得更为强劲，进而促使了经济增长。美国经济正在稳固物质基础上逐步复苏，随着这些支撑经济上涨的内生动力加强，美国经济有望在今后两年仍保持良好的复苏态势，本文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高达3.51%和3.74%。

在欧元区，经济正处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拐点上，但微弱复苏态势仍不容乐观。一方面，鉴于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逐步取得进展，减轻了财政拖累;整体上，欧元区经济会开始重返增长轨道，复苏速度取决于改革动力及商业自信心，实施共同财政后的后续支持工作仍有待完成，金融一体化和财政分开矛盾仍然无法克服，经济犹如走在平衡木上。另一方面，欧元区内部各国增长步伐不一，如英国、西班牙复苏趋势稳定，意大利有望在2015年经济恢复正增长，但德、法经济增长预期向下，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拖累。重债国家经济好转，但欧俄乌的地缘政治冲突给经济增长蒙上新的阴影。在排除以上不利冲击的影响下，本文预测欧元区在2015年和2016年经济将分别增长1.22%和1.67%。

在日本，经济将“低温”徘徊，复苏缺乏后劲。虽然宽松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会支撑经济在2015年小幅增长，但由于受国内高额债务、低潜在增长率以及消费税上调的冲击，加之存在取消财政刺激的预期，经济增长平稳性受影响，继续低位波动。本文预测日本将在2016年开始向上复苏，经济增速达到1.45%，但在2015年经济将下滑至1.04%。

2.新兴经济体(E22)增速渐放缓，各群体“千差万别”

据我们预计，2015年、2016年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经济的平均增速高达5.4%和5.37%，增长态势企稳向上。尤其是印度和印尼，国内存在巨大的内需基础，有望给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动力。若印度政府相关改革能落实，预计2015年和2016年印度经济有望再度超过5%，达到5.79%和5.82%的增长高速(表1)。并且，凭借低要素成本和利用美国战略转变，印度正在成为中国产业转移承接者。

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经济，预计2015年、2016年的平均增速仅能保持在3%上下，但仍呈现复苏态势，尤其是2016年，复苏趋势将更加明显。其中，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很高，将继续保持接近7%的中高速稳定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增长动力切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衰减，外部不利条件依旧弱化未来两年高速增长预期，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仍十分严峻，经济增长或将进入一个平稳或将小幅下滑的增长轨道)。由于经济增长深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和大选年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巴西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预计2014年经济仅能增长0.19%，2015年开始恢复至1.48%，若新一届政府转型改革成功，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上升至2.59%。深受信贷问题影响的阿根廷，预计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都将萎缩1%或更多，2016年最多实现温和复苏。

高收入群体经济增长前景堪忧，预计在2015年和2016年平均增速将达到2.75%和2.88%，但情况千差万别，如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增长率相对较高，且增速稳定。俄罗斯情况相反，乌克兰危机，油价走低，西方国家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行动等都危及其经济增长前景，预计2015年其增速仅能达到0.78%，若地缘政治缓和，预计在2016年增速可能反弹至1.47%。其他欧洲经济体如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增长前景也深受影响，但仍能维持轻微上涨态势。

金融风险累积

贸易增幅受限

随着美英经济复苏逐渐稳固，料将采取更加务实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对而言，欧元区和日本经济面临停滞陷阱，货币政策将继续沿着放松银根和扩大央行资产规模的道路走下去。目前，欧洲央行已通过实施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和抵押债券等方式扩大资产负债表，预计今年年初会推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已打响，并决定推迟消费税上调计划。预计2015年金融市场的低利率和低波动率的现状将被打破，各国利率和汇率分化将更明显，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大幅度波动。

影子银行的高杠杆率、成熟期及流动性错配都有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之源。目前，全球影子银行总规模已达60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即77万亿美元)水平，规模最大的是美国(14.04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4.7万亿美元)，第三是中国(2.7万亿美元)。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可能再次累积爆发。其他方面，诸如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尤其是欧元区)、高负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加剧、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等旧有风险远尚未解除，而如美国“单引擎”复苏带来全球经济再次失衡格局，加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国内经济脆弱性较大且转型改革尚未有成效的国家)增长面临再次下滑态势等新生风险不断涌现。另外，欧元区银行坏账率高企，如果在清理资产负债表过程中曝出更多隐藏的坏账，如若产生扩散效应和大范围的金融压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将面临威胁。

世界贸易方面，全球贸易规模或将小幅上扬，但进出口或难保稳定。据IMF预测，2015年全球货物和服务增速将达到4.98%，预计2016年贸易增速为5.46%，将超过1993-2013年平均增速5.3%的水平。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恢复差异化严重，国际需求变化莫测，加上国际政治、油价波动等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各国进出口规模变动存在不确定性。另外，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或带来进口增速下降，并对全球出口增长造成一定影响。

全球原油产量充裕，尤其是页岩油开发使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产量大幅提升，而持续偏弱的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恶化原油需求，预计2015年全球油价将延续“跌跌不休”态势，其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刺激消费(尤其是亚洲地区)，并有望拉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石油进口国的进口需求。然而，长期低油价将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全球低通胀格局或被动加剧(尤其是欧元区)，预计2015年全球通缩压力依然强大，欧日等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很难力挽狂澜，未来通胀率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乐观，居民消费支出逐渐恢复，将带动全球贸易增长。从2010年开始，美国消费支出逐渐恢复增长，2013年支出增长率为2.45%，已经超过2007年2.24%的增长水平。同时，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也逐渐上升，2013年增速已达到2.94%，随着美国经济逐渐保持向好势头，预计2014年、2015年贸易增速仍将保持上涨态势。另外，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份额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11.03%，美、英、日分别为10.37%、3.17%和4.11%，未来将成为带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鉴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各主要经济体尤其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结构性问题突出，导致FDI流入减少，影响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FDI较上年增长9.1%，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三年的平均水平。其中，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7780亿美元，增长6.7%，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9.5%，仍仅为2007年历史峰值的44%。预计2015年和2016年发达国家FDI增速有望快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政策不确定性和地区冲突所带来的风险仍将对FDI流量的预期回升带来不利影响，短期内这些国家宏观基本面的恢复仍不能确定，也给全球投资增速蒙上阴影。

预计美联储将在2015年中后期实施加息政策，英国将紧随其后，虽然欧日将继续维持宽松政策，但全球流动性整体上应将随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而趋紧。发达国家继续吸收回流资本，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趋势明显。2008年，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净流入量远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6119.9亿美元，而发达经济体净流出5196.7亿美元。自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开始锐减，相反，流出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得到缓解，尤其是2013年，净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资本量远超新兴经济体，分别为2958.9亿美元和637.4亿美元。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外部流动性的潜在冲击，届时不排除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出形势恶化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