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经济下行

       3月19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经济峰会上，面对世界经济放缓的“病症”，中外专家出谋划策，开出了“以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治疗方案。

　　3月19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经济峰会上，面对世界经济放缓的“病症”，中外专家出谋划策，开出了“以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治疗方案。

　　“世界经济正砥砺前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说。面对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前景，斯蒂格利茨表示，全球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在许多情况下是意识形态战胜了务实主义。而当前，很多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在放缓，其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全球总的需求量仍需提升。

　　事实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源于供需的不平衡，而市场却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供给和需求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各国亦需要共同合作，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全球总需求，恢复全球供需平衡。

　　针对中国政府主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在没有充足的需求时，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是促进增长。因此，政府应改善国内有效需求，不仅要提升个人消费，还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公共财政投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鼓励股权融资，把需求侧的一些刺激措施与真正的结构调整工作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也认为，从全球经济放缓可以看到，从需求方面来刺激经济复苏仍然不够，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中国在保持生产效率方面仍有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经济要转型为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依赖服务业和消费的经济仍然比较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好好把握。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阵痛也前所未有。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脆弱性上升的背景下，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进一步凸显。

　　当前，重化工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金融领域违约风险开始暴露，不良债务和隐性失业等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增大。解决这些问题，难以单纯依靠需求扩张和刺激政策，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王一鸣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不能仅仅是结构性调整，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来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机制，特别是企业的改革。中国经济下一步一定是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从根本上取决于微观机制的再造，取决于微观层面的改革。换而言之，只有把每个微观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才会有效提高。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瑞·达利欧则认为，不仅是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要重视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市)的发展。事实上，生产率的提升就是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的重要目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苏玛·查克拉巴蒂也表示，在全球收入增长的同时，不平等也在增长，且一些低垂的改革果实已被收获。因此，要重新激发全球的经济活力，提升各国经济的韧性，深度的结构性改革早已迫在眉睫。

　　他建议，首先，要保证新兴市场更具有抗压能力，增加给妇女和年轻人的融资以助其创业就业，使得当地的资本市场得以发展；其次，要进一步促进全球和地区的融合，提升金融的基础设施及贸易的联系，尤其是跨国联系；再次，应对全球和地区的挑战时，无论是应对能源效率、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还是能源安全，都需要保证对项目的投资与政策改革配套起来，使各国的经济重新增长。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则指出，虽然现在货币政策的效用已经越来越低，世界经济的复苏必须要依靠结构性的改革，但结构性改革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市场和政策的制定拥有“肌肉记忆”，政策制定者往往希望依赖过去的一些办法来指导经济，故而需要锻炼出新的“改革肌肉”；另一方面，改革通常会造成一些短期的损失(如短期内总体投资下降、经济疲软等)，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改革红利仍是非常可观，因此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