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欧洲一体化为何受阻？

欧洲曾以成功的一体化引起世人瞩目。但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放慢了脚步。欧洲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反一体化的浪潮，民粹主义兴起，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欧洲离心力越来越强。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怎样看待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欧洲内部分化在持续

本世纪之初，欧盟曾以一体化的成功和多轮东扩，给世人以重回国际舞台中央的印象。但这种短暂的高歌猛进并没有带来持久繁荣，地缘政治的挤压让欧洲不停地扮演美国小兄弟的角色。乌克兰危机让欧洲再一次感觉到冷战阴影，来自西亚和北非难民的冲击以及恐怖主义的挑衅让欧盟的软弱无力和内部不和进一步凸显。然而，欧洲的变动局面似乎还在加剧，从英国脱欧公投开始，到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再到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阵线崛起。放眼欧洲，很多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对立加剧。欧洲为什么越来越分化了？

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洲社会发展到今天，之所以内部分化，与国际环境和其频繁对外干涉有直接关系。近些年来，欧盟追随美国，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援助计划”，力图强化自己的地缘战略地位。欧洲先后插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等热点区域，与俄罗斯正面对抗，过分透支了财力物力。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不但没能解决自身危机，反而造成新的动荡，并进而影响到欧洲国家内部的团结。

今日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多层次的。首先，国家间的发展拉开距离，“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裂痕难以真正弥合；其次，多元文化和主流意识相互排斥，外来移民难以被社会主流所接纳；最后，经济增长乏力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债务危机成了挥之难去的宿疾。欧盟曾经在一体化潮流中独领风骚，但同时也暗流涌动。德国经济一度一枝独秀，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深陷泥沼形成鲜明对照。资源向德国等欧洲大国的整合和集中，让欧盟内部穷国、富国之间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希腊民众选择左翼激进的政治力量，立足点就是拒绝还债。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随着欧洲社会老龄化时代到来，变得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传统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搞寅吃卯粮的“派糖政治”，也加剧了财政危机。当高福利、高收入、高就业变成高赤字、高逆差、高失业，社会稳定的基石就发生了动摇。政治精英越来越脱离民众，全民选举、议会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并成为几个政党的固定演出，社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和传统体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欧洲社会在各种冲击之下暴露了承受力不强的隐患。本来，2015年数量不多的难民和恐怖事件不至于让诸多欧洲大国手足无措，它们本可以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但社会表现出了对政府的空前不信任，让一种带有传染性的悲观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扩散。而体制的脆弱又让个别问题进一步放大，导致民众不安全感增加，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意听从政客们的安排。

分配机制不公平

战后的欧洲经历过长期的经济繁荣，与二战前明显不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物质普遍匮乏，生存是人们最重要的话题，对人身和经济安全的需求占据了重要地位。二战后，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西欧国家重视引进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同时不断深化经济上的联合，让欧洲获得了快速发展，民众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以超稳定为代表的价值观成为战后欧洲社会主流。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先后进入“滞胀”阶段，一方面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分配机制日渐僵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激化了欧洲社会固有矛盾，政治上激进势力开始找到舞台，代表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2008年开始，欧洲社会民众对平等公正的要求逐渐增强，民粹主义因而抬头。

欧洲社会的不平等，核心是分配机制不公平。以欧盟核心大国德国为例，从欧盟统计局2005年到2014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基尼系数和青年失业率来看，经济危机后德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低于经济危机前，表明德国青年就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却在下降，而且基尼系数也明显高于危机前。这表明社会发展状况是，即便能够实现较充分的就业，收入仍然降低且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样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欧洲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政治态度转变。

未来要重视民生

欧洲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生存需求再次成为人们的重要议题。但这个阶段的生存需求与二战前又有很大区别，人们更加关注生存质量和不同阶层间的公平。

欧洲民众当中出现的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全球化倾向，表面上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实际上映射的是社会层面的嬗变。面对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惠及民生的强大呼声，各国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对于欧洲来说，很多选项都是两难的，比如财政危机要求削减社会福利，而减少福利支出又会引起社会更大不满；难民问题同样如此，接纳和不接纳都会引发尖锐冲突。当然，这些问题也为欧洲各国进行改革创造了契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上，特别是对旧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更加关注改善民生，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实现持续增长，那么，就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干涉主义”，欧洲政治家应当反思，主动拆除地缘政治藩篱，在国际交往中放弃所谓的意识形态标准，积极释放贸易和投资的活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才是正确出路。

虽然目前欧洲社会尚未丧失活力，一些国家出台的新经济和社会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欧盟一体化也没有就此完全停步，但欧洲内部的分化仍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不足。如果仅仅把民众的利益诉求看成是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抱着旧规则和制度不放，没有认识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继续造成各种积重难返的问题，那么，欧洲要想再现昨日的繁荣，恐怕就是困难重重的期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