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欧洲一体化为何受阻？(2)

长期矛盾需要逐步化解

过去的两三年间，欧洲接连不断的意外消息引发世界热议：乌克兰危机令欧盟猝不及防，苏格兰独立公投险象环生，希腊企图退出欧元区，英国公投脱欧，法国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意大利修宪失败，等等。这些现象，使得本来野心勃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欧洲昔日的光环，现在成了人们口中的感慨。人们不禁要问：欧洲怎么了？

不少人认为，一些国家移民太多，政府变穷，福利体系太昂贵，经济复苏又太缓慢，如果一体化推进过快，国家承受的负担太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欧盟国家当前共同面临的：一部分民众反对继续推进一体化、反对开放的经济秩序，而另一部分民众则想脱离现有的民族国家自谋生路，两者都反对目前由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现实。这种分化局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开放的深入、传统的福利政策、深度一体化均与之有关。

市场开放冲击底层劳动者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分配，但拉大了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案，是由政府将国际贸易的收益进行有利于公平的二次分配，以缓解因为开放政策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然而，这一方案在实践中遇到操作障碍，因为它需要国家内部的高度共识和连贯有效的政治系统，而各国的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增长本身，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那么，国家面对全球市场开放对一国造成的局部冲击，就要扮演重要的缓冲角色。

换句话说，自由开放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国家重要性的下降。相反，一个经济体越是频繁、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对政府各项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然而，传统上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是国家拖累了经济，无效而混乱的政府监管和政策限制压抑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高税收降低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干扰了商品流动，理想的经济状态是“国家的归国家，市场的归市场”。这种论调迎合了许多上层精英的需求：低干预的国内环境和日益融合的国际市场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大宗物品交易的成本。但是，对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而言，市场所带来的变革并非如此美妙，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有限，而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又最容易受到冲击。

福利政策困难重重

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有学者说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过去的法国社会相当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地位高低不同，但都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今天的法国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这些人似乎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坚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人，只占就业者的一部分。这种结构变化凸显了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精英群体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中都占据优势，他们要求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反对国家以政治力量保护落后产业。他们追求流动性，在各个市场之间寻找最便宜的货物、劳动力、资本和服务，并从中获利。对彻底国际化了的精英而言，祖国和外国的区别不明显，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生活方式在哪里都相差无几。与之相反，被甩出社会结构的人群在就业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通常只掌握一两门简单技能，迅速更新的生产力和自动化的普及使他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为语言、文化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劳动者很难离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向外迁移。欧洲政治精英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给底层劳动者带来的痛苦。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困顿的人们深感无辜。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再明智的个人决策都无法抵御市场的波动。比如，英国格拉斯哥的众多造船厂在鼎盛时期雇佣了7万多名工人，而英国造船业日后的集体衰落在彼时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当街买醉的失业救济金申领者，曾经也是朝气蓬勃的产业工人。从个人角度来看，高风险、高流动性的经济秩序需要相对稳固有效的集体保障制度作为补充。欧洲长期以来由政府信用背书的全民福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平衡方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每一场口水仗都能与福利问题扯上关系。但如今政府财政状况不佳，这一方案的持续运行困难重重。

一体化的正当性面临挑战

欧洲国家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一体化进程力图消灭国家之间的边界，但福利体系的运行却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框架。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活动的成败被视为私人问题，不具备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政经分离的状态。民族成员“生来平等”，社会成员在家庭、性别、阶级、财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不再被视作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在确立成员间平等地位的同时，也间接地确立了彼此承担的道德义务。

按照这种理论，国家的一项功能是依靠政府权力以税收方式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将一部分人的劳动所得由国家出面分配给另一部分人，这种持续性的财富转移需要强大的社会团结和道德共识作为支撑。民族国家成员之间相互承认的道德义务，是国家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执行福利政策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欧洲各国福利体系所覆盖的群体不可能是随机的和无限扩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移民问题就变得特别棘手。在法律层面而言，移民从首次进入一个欧盟国家到取得公民身份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移民从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顺应移民潮的到来，欧洲各国政府一度大力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但结果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反而造成了文化隔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无家可归。

总之，一方面，欧盟国家政府由于经济高度开放，独立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本国劳动力就业和福利问题又在开放的压力下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愤怒的宣泄口，它在欧洲不可思议地盛行，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的精英阶层和日益被边缘化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不仅见于欧盟内部，也存在于被深度一体化浪潮所裹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已成为下个十年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