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特朗普冲击的经济成因

特朗普先生无疑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超级明星：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亿万富翁，以“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强大”为纲领，以一系列激进尖锐的经济、政治和外交观点主张相号召，以强悍张扬斗志旺盛的个人风格为利器，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阶段过关斩将获得提名，并与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女士大选对决获得险胜，创造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上奇观。为何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小概率事件？什么背景条件和驱动因素使得特朗普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经济主张得到美国选民认可？对上述问题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分析，然而重大经济政治现象产生根源必深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环境演变之中，本文侧重分析特朗普冲击现象产生的经济原因。

初步看法认为，特朗普赢得大选除了选战策略与个人风格外，至少有三方面基本面条件发挥了关键助推作用。一是长期潜在增速大幅回落使长期居于霸主国地位的美国深感忧虑失落；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追赶派生全球格局演变使美国焦虑感倍增；三是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移民压力等经济社会矛盾发酵，引发美国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助推潮流转向。上述大势演变并非始自今日，2008年奥巴马倡导变革登临大位就曾借力于此，然而过去八年美国经济困境未得舒缓反见加剧，构成特朗普激进政策高调推出并被认可的关键助推因素，也由此框定特兰普未来经济施政重心与成效的重要制约变量。

美国经济失速带来失落感

“发展是硬道理”这个中国式命题对美国其实也适用：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长期潜在增速大幅滑坡，相当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发展加剧的总根源，由此带来失落感增加是这次美国大选“动作变形”的基本背景条件之一。

战后美国经济增速呈现三阶段演变大势。50和60年代美国平均经济增速约为4.2%，周期性景气扩张阶段经济增速经常会超过5%，属于经济增速“4时代”。进入70年代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上世纪最后30年的年均增速约为3.3%，其中70年代约为3.2%，80年代3.3%，90年代3.4%，与50-60年代比较降幅略超两成。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00-2016年间平均增速预计下降到1.8%，比战后高增长时期下降近六成，与上世纪末叶比较降幅也超过四成。即便不算新世纪初年和2008年前后两次经济危机衰退年份，2002-07年景气繁荣期年均经济增速约为2.7%，2010年以来近七年经济复苏时期年均增速2.2%。可见进入21世纪后，即便截取不含衰退年份的宏观周期扩张阶段，美国经济增速也已降至“2时代”，远低于早先包括衰退年份的全周期经济增速。

更让美国精英忧心忡忡的是，新世纪实际录得的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的，是以透支美国经济“正常体力”为代价勉强达到的，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应比本已令人失望的统计增速更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十余次下调利率使美国经济较快走出衰退，然而美国经济复苏呈疲弱态势，消费物价等一般物价指数也没有出现早先景气复苏时期较快上升情况。当时美联储非常担心通缩恐惧，在2002年底和2003年中宏观经济已经复苏并存在显著正通胀环境下，通过两次激进追加降息把政策利率降进一步打压低到1%历史低位。超常刺激虽然对危机前几年美国经济增速有勉强拔高作用，然而同时也对次贷-次债泡沫产生推波助澜影响。可见危机前美国经济2.7%平均增速，其实具有虚高因素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