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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特朗普冲击的经济成因(3)

时间:2016-12-29 16:06 类别:美国

另外针对战后全球化模式面临挑战形势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能力赤字”问题,中国与新兴国家及国际社会合作努力,从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两方面改进完善全球治理架构,早先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并享有超级特权情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存量改革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七国集团这个早先重要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在金融危机后扩容成为G20,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内部话语权提升,中国成功举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显示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2010年IMF决定实施份额调整,显著提升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2015年IMF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申请并于2016年10月生效。近年国际治理增量调整也在活跃推进。如2009年6月金砖国合作机制创建,2015年7月“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开始运营,体现新兴国家对战后金融治理架构实施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国近年倡导“一带一路”合作与倡导创建亚投行,得到全球范围广泛积极响应,也具有国际治理架构增量改革的积极意义。

结构性矛盾发酵加剧纠结感

美国国内经济一些结构性问题持续发酵,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移民与本国公民矛盾发展等因素,加剧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并导致社会不满程度上升,对特朗普“黑马式”竞选策略险中取胜提供重要支持作用。不过也需看到,这些结构性矛盾因素在美国社会早已存在并引发广泛关注,如果没有上述两方面内外环境更为深刻新变化新挑战,或许不足以成为特朗普竞选总统大位逆袭成功的现实条件。

以收入差距问题而言,美国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约0.4上升到目前0.48高位。其间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上升近0.03,90年代前后加快增长十年前后进一步上升近0.03,新世纪初年在波动中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0.482历史峰值,最近两年微幅回落到2015年0.479。

美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高,收入差距较大一直是备受争议问题。进入新世纪后三方面变化加剧收入差距。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企业大规模外包借助国外要素比较优势获取竞争优势,对本国普通工薪阶层工资和收入上升产生抑制作用。美国家庭中位数实际工资2015年为56516美元,比2012年52666美元有明显回升,然而低于1999年峰值57909美元。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上世纪50-70年代较大幅下降,然而过去30多年该指标随经济形势变动经历波动不再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美国普通工资收入者通过退休养老机构投资账户从资产价格较快上升中间接得到一些利益,然而总体经济福利改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二是金融与IT高科技行业创造大量高收入群体客观上推高收入差距。金融与IT是专业知识与智力投入相对密集部门,并且具有较高程度外向型特点,在当代IT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环境下处于激活状态,过去20多年成为盛产高收入人群的两大行业。对比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巨头以卡内基、杜邦、摩根为代表,钢铁、化工等制造业是财富创造最重要部门,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年财富传奇部门则往往是非金融行业与IT行业莫属。华尔街金融机构成功延续其历史地位,而且利用全球化新环境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致富新招;硅谷IT高科技企业兴起和发展,从早年比尔 盖茨到近年“FLG”(Facebook、LinkedIn、Google等美国当代三大互联网公司简称。)互联网巨头创始人演绎了无数财富神话。

三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救助和刺激政策扩大收入差距导致公共不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迫于“大到不能倒”压力,大规模救助濒临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上文提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9000多亿美元上升到近年45000亿美元,其中直接购买支持私营金融机构的“抵押证券(MBS)”从无到有增加到近年17000亿美元,近年美联储持有MBS占其总负债接近四成,主要用于对这些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直接和间接救助。在美国公众看来,这些华尔街“肥猫”在经济扩张阶段过度扩张赚得钵满盆满,捅出金融危机篓子后政府又用纳税人钱袋子对其大手救助,实在令人愤慨。另外后危机时期超宽货币政策推高资产价格产生对富人阶层更为有利的分配效果。2011年9-10月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谴责华尔街巨头无节制贪婪导致危机,抗议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华尔街宽容放纵,表示“99%的人不能再忍受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从一个角度折射美国社会不满程度加剧。

移民加剧社会矛盾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另一比较突出问题。数据显示,美国新增合法和非法移民从2000年166.2万下降到2011年低谷108.4万,但是近年上升到159万;合法和非法移民总数从2009年3930万上升到去年4330万,六年增加了400万。美国与墨西哥存在几千公里陆地边境线,墨西哥成为美国单个最大移民来源国,墨西哥移民年度规模2000年最高为551万,金融危机前2007年下降到280万,2011年降到低谷为131万,2012-2014年在150万上下。移民是美国大选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对大选选情具有显著影响。虽然美国移民形势近年并未出现逆转性变化,然而这个因素持续发酵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对特朗普高调发声争取民意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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