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特朗普冲击的经济成因(2)

美联储利用超常刺激手段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上再次表现出“非凡勇气”：不仅在长达八年后危机时期维持接近零利率，而且再三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长期服用超量“激素”提振经济增长。结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危机前9254亿美元激增到到近年45000亿以上，美联储总负债占GDP比例从2007年6.3%上下飙升到2014年超过25%峰值水平，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也上升到100%以上。然而超常刺激政策未能使美国经济摆脱我们2010年初评估美国经济时提出的“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判断，当时我们推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未来十年平均水平不会超过2.0%-2.5%”与实际情况一致。如同运动员在服用大剂量兴奋剂时取得成绩算不得正常成绩，超常刺激政策带来经济增速算不得潜在经济增速，有理由推测现阶段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或许已降到2%以下落入“1时代”！这是近年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教授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命题并引发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热议的宏观经济背景。美国上上下下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构成美国社会愿意接受一位“另类”领导人以求扭转颓势的重要环境条件。

上述“长期停滞”是依据开放宏观经济学理逻辑对美国经济增长失速的分析判断，其他学者从供给侧分析同样得出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大幅走低结论。如2011年斯坦福大学霍尔（Robert Hall）教授与乔治 梅森大学柯文教授（Tyler Cowen）分别发表题为“长期疲软（The Long Slump）”与“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著述，从不同角度强调美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2012年西北大学戈登教授（Robert Gordon）发表题为“增长是否终结？（Is economic growth over）”论文，分析美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深层限制。列举的这些研究没有包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一直预言资本主义将通过危机崩溃毁灭的激进左派学者观点，也没有列举市场评论人士的耸人听闻尖锐预测观点，而是都出自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终身教职的主流学者，对认识美国经济失速导致失落感尤其具有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相对竞争力下降派生焦虑感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生气勃勃的追赶并快速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使得美国相对影响力显著下降，由此派生焦虑感是美国这次大选“动作变形”的又一基本背景条件。最让美国感到压力的显然疑是中国在一些常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与国际竞争力相关性较强的重要经济指标上正在快速追赶和超越美国。例如用汇率衡量的储蓄和投资规模、工业与制造业增加值等指标，中国已在后危机时期较大幅度超过美国，汇率衡量GDP总量指标趋势值也在快速缩小与美国差距。在专业人材培养方面，我国每年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人数也已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一些先进科技应用与科技投入密集的相关部门，中国也在快速追赶和缩小与美国差距，某些领域已稳定占据领先地位，如高铁技术利用及大规模建造运营、大型桥梁隧道等超级工程建造、大飞机与航母设计制造、航天科技产业、以及社交媒体和电商零售等当代互联网运用行业发展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又如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快速追赶，二战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已发生重要转变。图2至图4报告数据显示，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动力结构发生“三重转换”。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全球增长贡献为29.1%，G7贡献56.8%，发达国家整体贡献76%；2008年危机爆发后以来八年该指标分别下降到7.4%，11.5%和23.9%。对比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全球增长贡献为9%，金砖国贡献12.4%，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23.9%；后危机时期，该指标分别上升到35.6%，49.4%和77.7%。可见后危机时期中国、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七国集团、发达国家全球经济增长作用发生系统转换，目前发达国家在经济体量上仍占绝对优势，然而在增量贡献上已发生阶段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