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韩国城市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

处在经济转型期的韩国经济社会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如表一所示，自从韩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以来，除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受到第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和因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突然被枪杀带来的国内动荡等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仅维持在5.5%以外，从1962年到1991年的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经济的平均增速都保持在8.3%以上，其中，第二、第三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经济增速都超过了10%。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平均经济增速骤然下降到7.5%以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经济增速的放缓非但没有影响韩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反而促进了其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在这一阶段，韩国成功地摆脱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人均收入超过了一万美元，并跻身于号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OECD组织。第二，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增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第三产业的产值迅速超过60%，2000年末已经达到了66.3%。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同样快速增加，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54.5%增加到2000年的69.0%。对比来看，第二产业在同时期产值比重相对稳定并略有上升，从业人口总量和比重则明显下降。这真实地体现了韩国经济在此时期顺利转型的特征，即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则从传统方式向现代高效方式升级。第三，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20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政府对工人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运动采取的是遏制和镇压的手段，但是随着韩国产业大军的迅速扩张，工人的维权运动愈演愈烈，政府的控制难以再奏效。在强大的压力之下，1993年成立的新一届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工会参与政治活动，使得工人在政府政策制定中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韩国修订了“劳动关系法”、“勤劳基准法”、“雇佣保险法”、“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工资债券补偿法”、“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多部事关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第四，经济对外开放全面展开，面临的竞争加剧。随着WTO的成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20世纪90年代韩国国内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开放的时代，从农业到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逐步对外开放。同时，韩国先后与俄罗斯、中国、越南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交，一方面扩大了本国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也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经济社会等领域内的这些巨大变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韩国的城市化。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的城市化及其特征

韩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加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此前的20多年间，虽然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人口城市化率很低的基础上，韩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在较快增长，但是那只是一种没有城市工业化为依托的“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或者叫“超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张泰钰，1992）。20世纪70年代，在政府的主导下，韩国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产业工人的队伍快速壮大。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直接雇佣效果，以及为支撑出口制造业发展而快速增长的城市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推动了韩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制造业领域的雇佣规模达到顶峰，这种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也达到了顶峰，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城市都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韩国城市人口比重由1970年的41.1%增加到了1990年的74.4%，总的城市人口数增加了近两千万名。这期间韩国的城市化在结构上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这期间增加的城市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首尔、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等六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城市，使得这些城市迅速膨胀。比如，1980-1990年间韩国的市级人口总共增加了1088.1万，而其中的455.2万人都集中在这六大城市，占比近42%。其二是城市化人口大量聚集的另一类区域是大都市的卫星城市和地方工业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蔚山、浦项、昌原、龟尾、安山、富川、马山、裡里、青州等工业城市和城南、安养、水原、富川、议政府等首尔的卫星城的年均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了6%。其他的韩国城市，除了晋州、济州、天安等城市以外，都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成为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伴随着产业化的城市化过程推动了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教育、文化、卫生等多方面的福利条件，提升了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相。然而，韩国这种快速城市化也造成了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给排水设施供不应求，住宅建设质量不过关等诸多问题。同时，人口向少数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城市化又带来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区域差异被过分拉大，形成了经济结构上的二重性和空间结构上的两极化。这些副作用阻碍了韩国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减少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成了韩国下一阶段城市化政策的重要任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韩国政府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以减缓少数大都市在人口、环境和交通等方面发展的压力，平衡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比如，推行了部分行政中心功能外移，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建设大都市的卫星城镇，发展地方尖端产业城市，移转部分企业到地方等政策。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政策的改变使得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城市化出现了与前三十年不同的特征。首先，这个时期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明显放缓，城市总人口增加了435.2万，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5.3个百分点，不到前一个十年的一半。这些增长中既包括了现有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也包括了从农村和其他城镇转移的人口，以及原有城市的地域扩张和新城市设立圈定的人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阶段纯粹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的数量和占比已经很小。

其次，前面所提到的韩国六大都会城市的人口增加数所占比例明显减小。这一时期六大都会城市人口总共增加了28万人，只占了城市总人口增加数量的6.4%，与20世纪80年代42%的城市人口增加都来自六大都会城市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卫星城镇的快速发展和超大城市生活压力过大导致了部分大都会城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比如，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首尔市的人口减少了近75万人，釜山市的人口也减少了19.7万人。

第三，主要大都会城市的人口密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釜山市和仁川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密度开始下降，首尔市和大邱市1990年以后人口密度明显下滑。这与这一时期城市人口郊区化和向卫星城镇移动是相呼应的。

第四，从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大都会城市圈的中等规模卫星城市在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而那些远离大都会的中小城市和地方行政中心城市，以及工业化鼎盛时期的矿业城市和以出口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人口增速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首尔市周边隶属于京畿道的安山市、城南市、富川市、金浦市的山本、安养市的平川、高阳市的日山，以及位于大邱市东部隶属于庆尚北道的庆山市等，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釜山市的卫星城金海市在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全国城市人口规模排名由36位上升到24位。大都会城市，特别是首尔市与其周边的卫星城镇表现出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它们具有共同的交通体系，共享就业市场和廉价的住房市场，拥有同质的优秀教育资源。这是这些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吸引人口涌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远离大都会城市的地方行政中心城市和基础建设较好的城市这一时期年均人口增长率都小于7%。而在早期发展迅速的部分工矿业城市，这一时期则出现了人口流失。特别是位于庆尚南道的著名出口加工区马山市的劳动力与80年代相比流失了近50%。这意味着韩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在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转型。

第五，从城市内部的城市化特征来看，这一时期大部分韩国大都会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而根据多项人口调查证明，1999年城市近郊的人口数量与1990年相比却增加了50%还多。就首尔市而言，1990年人口密度最高曾达到每平方公里4500人，并且均匀地分布在全市各区域，而到了1999年最高密度的人口区则分散在许多小的区块里且并不向市中心集中。作为沿海城市，釜山市高密度人口区则是不断从沿海地带向内陆区域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