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出了什么问题(3)

（四）经济低速增长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将对社会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普京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承诺将没有实现的财政基础，从而将加剧社会不满情绪；其次，将影响欧亚联盟的发展速度，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许多独联体范围内的多边合作项目无法实施；最后，将影响俄罗斯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从而影响俄罗斯作为复兴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

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已经成为历史。预计2013年俄罗斯的GDP增长幅度不会超过1.5%。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五个季度的低速增长预示着俄罗斯这个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期都认为，这种经济停滞甚至具有长期性，直到2020年甚至2030年，俄罗斯的年均GDP增长率都无法超过3.5%。尽管普京在2013年的年终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经济状况仍然是可控的和令人满意的，但显而易见，普京第三次步入克里姆林宫时的经济雄心由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甚至停滞已经备受打击。因为他在2012年年底的总统竞选纲领中提出，俄罗斯要在2020年达到GDP比2010年翻一番，这需要年均7%以上而不是1.5%的GDP增长速度。

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学术界有许多答案。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俄罗斯一直没有摆脱能源依赖。例如，IMF预测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长不超过1.5%，给出的解释就是油价波动的周期性原因。一些进一步的解释也大抵如此，例如，“荷兰病”、“资源诅咒”等。有人甚至把俄罗斯的这种资源依赖型经济称为“俄罗斯病”。但以上这些解释都有些语焉不详或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荷兰病”的说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俄罗斯经济现象的某个侧面，但还无法揭示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问题。因为“荷兰病”发生的条件和机制在俄罗斯是可以被克服和抑制的，而且俄罗斯政府的确这么做了。

“荷兰病”是指一国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天然气行业迅速发展，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荷兰原本发达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严重衰退，并遭受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以及失业率增加的困扰。经济学家把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后收入增加却导致制造业逐渐萎缩的经济现象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在于：资源类初级产品部门的繁荣导致该部门投资回报率异常上升，挤出其他部门的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导致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初级产品出口增加提升本币汇率，削弱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并阻滞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迟滞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荷兰病”生成的经济原理在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资源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从而引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向初级产品部门转移，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流入相对减少，并因此萎缩。在制造业部门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分工却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短期资源收入的增加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荷兰病”发生的最主要条件是小国开放经济。在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某个初级产品部门的突然繁荣会对一国的汇率、产业间的资本回报率和产业间的要素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对照俄罗斯，一方面它是一个大国，某个部门或产业繁荣偶发冲击的影响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进出口结构；另一方面，俄罗斯转型以来，特别是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对卢布汇率的控制，对能源收入的使用（石油稳定基金）以及对通货膨胀的警惕，都是对“荷兰病”风险的防御。普京2000年就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对资源部门的控制，对资源部门收益的管理，对石油美元在社会领域的使用以及石油稳定基金（后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能源部门繁荣抑制其他部门的发展。

其次，“资源诅咒”的确是俄罗斯的顽疾，但还不是当前俄罗斯经济问题的核心症结。“荷兰病”的发生机制实际上普遍存在于资源丰裕的国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蒂（1993年）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1995年）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确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资源诅咒”。他们揭示的“资源诅咒”在更宽泛意义上揭示了资源丰裕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的发生机制：第一，资源丰裕抑制竞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生，社会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第二，资源丰裕的“荷兰病”效应；第三，丰裕自然资源引发的制度弱化[2]；第四，丰裕资源收入使用不当导致的资金误配[3]。

对照“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从苏联解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经济波动中，能源部门的兴衰及其对资源的挤占，对制度进化和竞争的阻滞，以及能源收入被误配到低效率经济部门或非经济用途部门等都曾经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确存在发生“荷兰病”的机制，也存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但这还都是经济运行的客观机制，不是俄罗斯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

最后，俄罗斯目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和结构性，是俄罗斯独有的，是“俄罗斯综合症”造就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这种“俄罗斯综合症”表现在：

第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短缺是俄罗斯的一种历史顽疾。俄罗斯历史上大肆扩张带来了疆界的扩展、自然资源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中心从莫斯科一隅向更广阔的空间转移，不断“稀释”着中心地带的发展。俄罗斯1890~1903年的第一次工业飞跃是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慷慨流入的结果[4]；苏联时期二战前的繁荣是计划体制集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果；二战后的繁荣是战后恢复和计划体制的推动。依靠市场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几乎不曾在俄罗斯发生过。第二，经济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国家强力介入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俄罗斯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总是让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以及国家对实业的推动、斯大林对军事工业的投入、普京对资源部门的控制，都没有考虑让市场经济规律主导国家经济，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例外。第三，“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利用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缺位，并进一步弱化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结果，滋生“资源诅咒”病毒的四个机制都成了时刻准备涌动的暗流。

在“俄罗斯综合症”的作用下，我们看到，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经济竞争受到资源部门经济垄断的抑制，制造业技术进步被资源部门的高回报率抑制，国家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对低效率部门的补贴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制度弱化导致资本外流，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使得制造业衰弱，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强化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这一历史顽疾，所有这些造就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