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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出了什么问题(7)

时间:2015-11-20 09:23 类别:白俄罗斯

“荷兰病”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从前者来看,“荷兰病”是指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种悖论。从后者来看,“荷兰病”是指随着一国能源原材料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本币汇率持续升值,通货膨胀难以抑制,非能源资源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下降。在实践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情况不尽相同,而且衡量“荷兰病”的具体指标也难以全部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常常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指标,对一国是否患有“荷兰病”作出广义解释,以此警示经济发展对丰富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1992年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严重危机(1992~1998年)、快速上升(1999~2008年)、增长乏力(2009~2013年)三个阶段,其中2009年经济下降7.8%,在世界大国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大。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呈现明显的“功效递减”趋势:2010年GDP增长4.5%,2011年增长4.3%,2012年增长3.4%。世界银行预测,俄罗斯经济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1.3%和2.2%,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为1.4%和2.5%。显然,俄罗斯出现了经济学上的“荷兰病”现象,其根源是经济结构存在问题。俄罗斯经济结构从1992年转型以来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市场经济改革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等。然而,俄罗斯经济结构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经济结构畸形的非均衡状态并未得到彻底改变。

其一,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的重点并不应该是固定的,在一定时期倾斜于工业和重工业,在下一个时期就应适度地转向农业和轻工业。俄罗斯长期以来将资源倾斜配置的取向固化,造成比例失调和结构失衡。现行的产业结构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突出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产值比重异常高(2005年占GDP的14.2%,2012年占14%),大大超出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为7.6%),而农业、轻工业等部门的产值比重(2005年和2012年农业分别为6.4%和5.1%,轻工业不足1%)仍具有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的特征。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虽然较高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占38.1%,2012年占40.6%),但主要是消费型服务业发展较快,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得出三次产业结构出现明显优化的结论。在这种结构不均衡基础上推动的经济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过程。

其二,市场商品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俄罗斯经济已从供不应求的短缺型经济转向过剩型经济,因为市场功能基本符合哈耶克所说的消费者主权和科尔奈提出的需求约束。然而,通过对俄罗斯市场的分析发现,现有的买方市场是结构性的,实际上存在许多卖方市场。因为在买方与卖方的竞争中,买方占优势,只能用生产能力概念来解释。在俄罗斯消费市场中进入买方市场的产业的技术等级过低,买方市场是在生产能力不足而不是过剩的条件下形成的。例如,不含酒精饮料的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2010年只有46%,2011年降为40%;亚麻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2010年和2011年均为20%。

其三,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由于俄罗斯能源原材料资源丰富,国外市场需求旺盛,加之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特性的驱使,从事能源原材料出口的企业开始扩大生产规模。以原油为例,1999年开采3.05亿吨,2012年开采5.17亿吨,14年间增长了87%。国外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需求弹性增大为俄罗斯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原油出口保持增长势头:1999年出口1.348亿吨,2012年出口2.4亿吨,14年间增长了78%。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俄罗斯出口结构比较单一,燃料能源占出口的一半,石油出口提供了国家1/3的外汇收入,能源产品出口强劲对活跃经济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充分肯定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必须指出,外部市场行情的变化容易引起俄罗斯经济的波动。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等,都出现了“荷兰病”现象。俄罗斯国内普遍担心患上“荷兰病”,但也有专家认为,“荷兰病”不是所有资源丰裕国家的一种必然现象。即使“荷兰病”来临,只要措施得力,也能很好预防。例如,20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英国和挪威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澳大利亚的采矿业、英国和挪威北海的石油开采业,都出现过“荷兰病”。后来,澳大利亚通过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优势[0.00%]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移民,英国和挪威为世界供应开采技术和设备,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俄罗斯应当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发挥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2008年2月8日,普京在《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俄罗斯将由资源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既要重视经济领域中量的变化,更要追求质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2012年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重申了上述观点。2012~2020年是俄罗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而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俄罗斯国内普遍认识到,过度依赖能源部门已经和将要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危害,然而,对于处于“追赶”发展阶段的俄罗斯而言,历史上的重工业化优先发展论仍将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加之俄罗斯谋求恢复大国地位的愿望十分迫切,而对外强硬战略的实施必须倚重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现有经济尤其是比较优势明显的偏重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产业结构具有的“超稳定性”特点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这种偏重能源原材料的经济结构是俄罗斯无法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在俄罗斯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存在,这是俄罗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近年来,俄罗斯资源型经济所带动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也引起了关于这种经济模式弊端的讨论,认为俄罗斯经济带有“荷兰病”特征的观点可谓甚嚣尘上,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反论。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经济模式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荷兰病”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和尼瑞对荷兰经济进行分析后发现,由于天然气大量出口,导致荷兰国内工资水平上涨,同时抬高了汇率,导致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萎缩,国民经济陷入对资源开采和出口的强烈依赖。按照这种逻辑,似乎俄罗斯具有与荷兰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同样是资源型产品的大量出口,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度也相当高。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俄罗斯也患有“荷兰病”?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所出现的增速下降,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荷兰病”的模式来进行界定?这需要透过两国的共性更加具体地分析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首先,“荷兰病”具有典型的小国经济特征,因此,资源的大量出口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虽然能源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所造成的弊端与“荷兰病”相去甚远。

其次,“荷兰病”的根本在于天然气过度出口,虽然荷兰拥有与英国共同投资的壳牌石油公司,但荷兰的石油资源并不丰富,“荷兰病”的起因与影响主要在于天然气。俄罗斯在能源发展方面则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产量、出口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与石油相比,天然气在运输条件上所受限制更大,由于只能采取管道运输的方式,因此容易形成出口中的固定格局,一旦价格调整,必然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石油的优势在于,运输条件多元化,更容易扩大出口覆盖面,以避免偶然事件对能源产业的冲击。更为关键的是,当今世界能源中,天然气的战略地位远低于石油,俄罗斯作为两种能源出口国的主动性自然要好于当初仅出口天然气的荷兰。再次,如果说荷兰资源型经济对制造业的出口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于俄罗斯则不能这样简单判断。毕竟,俄罗斯是从转型初期筚路蓝缕般的混乱中走出,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衰退,并非单纯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竞争劣势。

最后,“荷兰病”起源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加之国内突然发现大规模天然气田,此后天然气的价格攀升,造就了20世纪70年代荷兰一夜暴富式的发展模式。而俄罗斯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则起源于新千年以来国际油价的逐步攀升,油气出口使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外债、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组建了稳定基金(后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给俄罗斯曾经艰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综合以上因素,“荷兰病”与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很难构建非常准确而直接的联系,只能作为一种启示或借鉴,为分析俄罗斯经济特征提供参考,因此,将俄罗斯当前所遭遇的经济困境称之为“俄罗斯病”或许更加合理。当然,荷兰当初所采取的冻结国内工资水平、企业承诺不裁减雇员等方式来治愈“荷兰病”的办法,在当今的俄罗斯也很难直接采用,因为其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荷兰病”。

应当说,俄罗斯高层早就对国民经济过度依赖能源这种弊端有所重视,普京所提出的“创新型经济”和梅德韦杰夫提出的“现代化战略”都是有针对性的良好举措,问题在于能否将这些举措在俄罗斯经济中付诸于实践,并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显然,不能寄希望于主动抑制能源产业的发展而改变国民经济结构,而应当在制造业中寻求增量发展的办法,利用能源出口所奠定的外汇和资金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用渐进式的办法解决俄罗斯当前所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荷兰病”,还是“俄罗斯病”,其中的核心和关键都在于能否将资源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善加利用,如果能够有效引导到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教育投资中,能源出口就能够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起到负面影响。在俄罗斯国内,早已有很多学者提出将以能源出口获得的外汇直接用于基础性投资,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办法。在现实中,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通过组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积累外汇,再进行社会性投资的间接措施。稳定基金拆分后,储备基金定位于宏观经济层面,国家福利基金则定位于长期社会发展层面,后者的投资性定位已经非常明确。

因此,当前俄罗斯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方案必然是如何利用资源型经济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继续发展能源产业的问题。尽管当前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到限制,但不能以限制能源产业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而是应当利用能源产业积累的资金,将其引导到制造业部门,外汇收入则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以此来获得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不能用“荷兰病”模式简单套用在俄罗斯身上,简单机械提出治标不治本的治愈方案。

高际香(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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