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出了什么问题(8)

（一）俄罗斯国内和国际机构有关“荷兰病”的提法和主要观点

俄罗斯官方有关“荷兰病”的提法始于2000年。时任经济发展部部长Г.格列夫在对国家杜马作报告时指出，俄罗斯经济有可能患“荷兰病”。自此，俄罗斯经济学家中有关“荷兰病”的讨论不绝于耳。2005年，标准普尔在所有评级机构中率先提出，俄罗斯经济已患“荷兰病”。

2013年，俄罗斯有关“荷兰病”的讨论有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2013年1月中旬，盖达尔读书会框架内举办了题为“俄罗斯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上就“荷兰病”进行了小组讨论。讨论的主题为：避免“荷兰病”：如何更好地管理能源收入。全俄社会组织“实业俄罗斯”执行主席安·丹尼洛夫-丹尼良认为，因卢布汇率被牢牢操控，1998年之前俄罗斯不存在“荷兰病”。1998年卢布开始贬值，一直持续到2003年，该阶段也不存在“荷兰病”。2003~2008年上半年虽然卢布大幅升值，但通胀率和失业率均下降，而且加工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部门呈现增长态势，军品出口甚至增加。由此可以断言，俄罗斯经济并未呈现“荷兰病”症状。俄罗斯加工工业部门并未因资源产品出口价格上涨而休克，主要原因是资源产品出口收入流入了加工工业部门，促进了加工工业部门的发展。当然，俄罗斯经济患“荷兰病”的风险不应低估。一是今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不会大幅上涨，二是巨额出口收入的无效利用可能产生风险。经济专家组组长Е.古尔维奇则认为，俄罗斯经济虽然没患“荷兰病”，但是有“荷兰病”的征兆。参加讨论的专家一致认为，避免“荷兰病”的最好方法是推进结构改革、致力于制度和技术创新、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积极发展加工工业、以提供国家担保的方式鼓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及充实国家福利基金用于教育、医疗发展。

第二个高潮是2013年7月17日《公报》登载了高等经济学校发展中心В.米罗诺夫的文章，题目是《俄罗斯得了什么病？》文章认为，加工工业落后（近10年来加工工业部门劳动力年均流失3.3%）、卢布升值（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4~2013年5月，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卢布升值58%）、成本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和能耗已接近1998年和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和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发展时期支出增加，在发展停滞时减少支出）是“荷兰病”的主要特征。随后，俄财政部副部长А.马伊谢耶夫表态，认为俄罗斯经济中的“荷兰病”确实存在，但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状况会恶化。

（二）对俄罗斯经济是否患“荷兰病”的看法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乃至政界对“荷兰病”的探讨并非简单停留在是与否的问题上，而更多的是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荷兰病”的发生或者避免病入膏肓。

综合各家之言，基本判断是资源型经济未必一定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俄罗斯经济确实存在患“荷兰病”的潜在风险，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但效果如何，将取决于诸多因素。原因阐述如下：

首先，资源型经济不一定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也可能是自然的恩赐。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资源型经济使俄罗斯受益匪浅，特别是民生状况大为改观。2000~2010年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为9.6%，远远超过GDP年均5.3%的增幅[7]。贫困率从2000年的29%降至2011年的12.8%。退休金水平明显提高：2012年与2002年相比，名义平均退休金实际增加了1.8倍，退休金与最低生活保障线之比从1.084倍增至1.798倍，养老金替代率从34%增至36.8%[8]。

其次，资源型经济有产生“荷兰病”的潜在风险，但假设前提是经济体陶醉于资源优势而不自知，从而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而俄罗斯实际上清醒地认识到了潜在风险，并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一是2004年俄罗斯将石油出口超额收入积累起来建立稳定基金，并于2008年将其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用于补贴财政开支不足和偿还国家外债，国家福利基金则用于补贴养老金。二是在汇率政策上，以实际有效汇率走廊为调节区间，通过外汇市场操作维系外汇走廊，确保卢布实际有效汇率稳定。 三是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领域尝试实行通胀目标制。四是力促创新。2000年以来，俄罗斯致力于创新政策工具的建立和完善，2011年批准了《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 2014年7月将成立联邦知识产权局，2014年年底前知识产权发展新战略将完成。在实践层面上，2012年俄罗斯创新投入已进入欧洲前五名，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正在大规模建设中。五是强化民生政策，为实现创新发展培育人力资本。2006年开始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和农工综合体发展国家优先项目。社会政策支出持续增加，2008年社会政策支出在各级预算支出中占26.6%，到2010年已达34%，2011年和2012年仍维持在32.5%的水平[9]。

最后，应对措施是否奏效取决于诸多因素。从国际经验看，挪威应对“荷兰病”的方法一是国家干预经济，二是创建稳定基金，三是抑制通货膨胀。英国治愈“荷兰病”的方式是严格控制对外经济活动，稳定英镑汇率，并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两个国家的政策措施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俄罗斯预防“荷兰病”的政策措施能否奏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的价格高位还能维持多久，二是国家福利基金和储备基金（截至2013年12月初，国家福利基金为GDP的4.4%，储备基金为4.3%[10]）的使用方式和效率。第一个因素决定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众所周知，技术创新难以一蹴而就，经济结构调整亦非朝夕可为，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预估，创新经济效应在5~6年之后方可显现。第二个因素决定能源收入的投向，并最终决定资金使用效率。近期，俄罗斯意欲扩宽国家福利基金使用方向，计划动用部分国家福利基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效果如何，需拭目以待。

郭晓琼（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一）理论模型

“荷兰病”模型具有以下四个假设：（1）一国的经济被抽象为三部门，包括能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2）三部门之间的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可自由流动；（3）能源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为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其价格决定是外生的；（4）服务业部门为非可贸易部门，其价格决定是内生的[11]。

“荷兰病”模型中，石油价格上涨的效应包括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石油价格的增长带来石油部门劳动力和资本需求的增大，引起该部门工资的上涨和资本回报的增加。资源转移效应引致劳动力和资本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流向能源部门，能源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因此而增加，而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会减少，这导致“直接去工业化”。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价格由本国供求决定，产出下降导致价格上升；对于制造业和能源部门而言，其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外生决定的。三部门价格变动的综合结果是，不可贸易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商品价格上涨，引起本币升值。

石油上涨的支出效应与能源部门雇佣劳动力无关。支出效应是因为高油价提高了能源部门的工资和收益，导致了总需求的增加。某种程度上，一部分需求转移到国内服务业，服务业价格将会上涨，而能源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外生决定的。这又会使汇率上升，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导致可贸易部门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将引起产出和要素需求的下降。对于制造业部门而言，这一效应被称之为“间接去工业化”[12]。

综合以上两种效应，“荷兰病”表现为以下四种症状：

第一，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上升，引起汇率上升；第二，制造业产出和劳动力需求出现明显下降，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去工业化”；第三，综合效应下，能源部门和服务部门产出和劳动力变化并不明确，因为在这两个部门中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作用力相反；第四，如果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工资全面上涨。

（二）对俄罗斯是否患有“荷兰病”进行检验

第一，检验油价上涨是否导致卢布升值。根据乌拉尔牌石油价格和历年来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数据，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应着卢布的持续升值，2008年7月至2009年，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则对应着卢布的贬值。然而，汇率的涨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油价上升导致汇率上升的结论。因此，考虑到其他因素，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模型对俄罗斯汇率变动的原因进行解释。在油价、外汇储备等因素中，汇率与油价的关系为负相关，表示油价的上升导致汇率下降，由于采用直接标价法，这意味着油价上升导致卢布升值；而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为正相关，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了抑制卢布升值的作用。因此，验证了俄罗斯经济具有油价上涨导致卢布升值的特征。

第二，检验制造业部门是否具有“去工业化”的表现。在能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各部门产出的年度数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价格平减，得出各部门产出的实际增长率。从三部门产出的实际增长率看，制造业部门除在1998年出现负增长之外，其余年度增长率均为正，这表明俄罗斯制造业没有出现“直接去工业化”。然而，将制造业部门与能源部门的实际增长率相对比，可以发现，在油价上涨的年份中，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增长率均低于石油部门（如2004年制造业实际增长率为2.5%，而石油部门为7.3%，危机过后的2010年制造业增长3.76%，石油部门增长7.95%），而在油价下跌的年份（2005年、2007年、2009年）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增长率则高于石油部门（如2009年，制造业部门实际增长-21.1%，而石油部门实际增长-40.7%）。此外，在油价上涨的年份，服务业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率也高于制造业部门，有时甚至高于能源部门。这说明俄罗斯出现了“间接去工业化”现象，同时，综合两种效应，俄罗斯的支出效应要大于资源转移效应。从三部门的就业人数看，2000年之后，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一直呈现负增长趋势，与2000年相比，2011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16.4%。燃料部门就业人数在各个年份有增有减，从总体看，与2000年相比，2011年燃料部门就业人数下降了4.3%。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出现了“间接去工业化”现象。

第三，检验是否存在工资上涨效应。2000年之后，三部门的实际工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增长率为正），这与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都相符。最初能源部门工资增长最为迅速，随后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迅速上涨，甚至超过能源部门。另外，2005年的油价下跌使得2005年的工资增长率低于2004年，2009年尤为明显，2009年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13]分别为15.2%、21.6%和22.6%，而2009年三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5.8%、3%和7.3%。因此，在俄罗斯也确实存在工资上涨效应。

综合以上三项检验结果，俄罗斯除了尚未出现“直接去工业化”现象，已具有其他“荷兰病”的各项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