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出了什么问题(6)

再次，俄罗斯能源型经济与学术定义的“荷兰病”存在着差异。从俄经济的实际看，俄罗斯的能源型经济与“荷兰病”症状具有相似性。表现为：第一，俄经济中能源（原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高，目前约占40%。第二，俄逐年增加的能源出口导致卢布汇率升值与波动。数据显示，2003年1月俄石油出口价格的上涨支持了俄卢布升值，但在2008年后，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也对应着卢布的贬值。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卢布的实际汇率大约上升2.43倍，能源出口和卢布汇率波动使通货膨胀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因此，俄中央银行决定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俄制定货币政策的框架。第三，俄罗斯国内的资本、劳动力和相关产业向能源产业和资源型国有企业集聚，在俄罗斯经济中所占比重比其他制造业产业所占比重要高得多。

俄罗斯能源型经济与“荷兰病”也有非相似性，即差异性。表现在：第一，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发展及其石油、天然气的大量出口，并没有导致俄罗斯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去工业化”。俄能源出口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加工业的发展，例如，汽车装配业等；同时，俄罗斯的非能源行业在海外市场也存在，并创造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俄制造业、工程业和武器装备等的生产与出口。不可否认，俄能源产业的出口赢利效应对其国内不可贸易部门和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正如有学者所言，俄制造业部门的“相对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存在，但这不能归结于能源出口的单一因素影响。第二，俄政府能够高度掌控能源租金的使用和去向。早在2004年，俄决定将石油出口的超额收入积累起来建立石油稳定基金，2008年2月，俄又决定将石油稳定基金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用途是在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国家收入减少时用于补充财政收入以及偿还国家外债；国家福利基金的用途是补充国家退休基金的不足。第三，从外国资本流动及其对俄投资规模的影响看，外国资本并没有随着俄能源出口而大量流入俄罗斯，外国投资在俄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比较低。

总之，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地大物博和资源丰裕的大国，能源型经济可看做俄罗斯经济现阶段特有的经济特性。由于俄罗斯与荷兰所处的国情、时代、表现及其结果的差异，不宜将目前俄罗斯的能源型经济与20世纪中叶荷兰小国的“荷兰病”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高层和经济主管部门对于其能源型经济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知，也在努力实现创新经济和经济现代化，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俄罗斯经济看，短期内，俄经济很难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从较长期趋势看，俄罗斯经济正在努力推进转型、改革与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俄罗斯能够在创新经济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化构成将会大大改善。

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俄罗斯经济到底是患有“荷兰病”还是患有“俄罗斯病”

“荷兰病”是对资源富裕型国家经济增长困境的一种概括，基本含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带来其他部门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济恶化。“荷兰病”的表现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制造业萎缩，这既可能是资源转移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外汇收入大幅上升导致本币升值，进而降低了制造业竞争力，并且收入效应导致可贸易的产品进口上升，进一步损害本国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因其非贸易性而可能得益于收入效应而发展，从而导致结构退化。二是增长崩溃。即使最初由资源出口带动了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难以为继，反而因结构退化而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崩溃。如果放置更长的时间维度考察，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和华纳（1995年）等人发现，二战以后较长时期里（20世纪60~90年代），一些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表现明显不令人满意。

判断一国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应主要观察其中长期的增长和结构特性。

对于俄罗斯“荷兰病”的质疑，源起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背景是普京接替叶利钦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摆脱了此前连续十年的衰退，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其国力也随之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在高速增长以及油气经济之外，其他经济指标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出口严重依赖油气等初级产品，而高技术的机器设备则大量依赖进口。

但俄罗斯的结构性问题与“荷兰病”并非严格一致，因其加工制造业并未陷入衰退，相反，伴随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国内制造业也在增长，有些年份其增速甚至高于油气等初级产品部门（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2008年俄采矿业实际增长率年均为3.4%，而加工业则为5.6%）。产业结构也并未出现恶化，原因除了加工制造业的增长外，还在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采矿业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7.1%降至2008年的6.9%，而加工业则从26.1%升至27.5%）。

俄罗斯的结构退化主要显现在出口部门，即制成品所占比重提升缓慢，而油气等资源性商品所占比重却显著提高，甚至占到了7成以上。更为关键的指标，是加工业中高技术的机器设备生产的所占比重过低，例如，2007年俄罗斯为20.8%，而其他国家2004年或2005年的相应数字为：德国为43.8%，日本为47%，美国为34.4%，中国为37.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先是遭遇生产骤降，2009年GDP下降7.8%，继而又很快恢复了生产，2010~2012年年均增速为3.8%，截至2012年年底，GDP已经恢复至2008年水平的103.6%，与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102.2%相比，表现尚可。因此，危机以后，“荷兰病”问题已经不再是关注俄罗斯经济的热点，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的周期性问题及其调整则成为讨论的重点。

尽管俄罗斯的油气经济问题与“荷兰病”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2000年以来油气依赖型发展模式具有显著弊端：国内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市场而频繁波动，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时，国内经济便会受到实质威胁。这也是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前在其竞选纲领中着力强调要改变油气依赖实现创新发展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是国内经济易受外部经济影响而出现频繁波动。日本学者久保庭真彰（2012年）使用“俄罗斯病”一词概括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对于油价的过度反应现象。尽管与“荷兰病”一般意义上强调制造业萎缩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注意到了对自然资源出口依赖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是有症状但没发作，还是处在“半荷兰病”状态

2013年，俄罗斯经济在连续3年的恢复性增长后，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据预测，全年GDP只增长1.3%。与之相比较，IMF预测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为1.2%，世界平均水平为2.9%，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4.5%。IMF的中期预测（截至2018年）也显示，俄罗斯GDP增速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比发达国家高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糟糕的经济表现能否归结于“荷兰病”的发作？

前面提及，“荷兰病”的症状或曰发作表现主要为制造业萎缩以及增长崩溃，尽管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但在全球背景下并非很差，更为重要的是，在增长放缓的同时结构并未恶化。2013年前三个季度俄罗斯采矿业生产下降1.1个百分点，加工业增长0.2个百分点，2012年同期加工业的增长指标（3.1%）也好于采矿业（1.2%）。出口方面2013年1~10月整体下降0.7%，其中燃料能源商品下降0.1%，而机器设备出口则微弱增长2.9%，2012年同期机器设备出口增长幅度同样高于燃料能源商品的出口增速（二者分别为7.8%和3%），机器设备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12年的4.9%升至2013年的5%。

因此，尽管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趋于停滞，但路径上与“荷兰病”机理相悖，并非资源大规模出口致加工业萎缩而产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恐怕是主要原因。

（三）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难点以及医治“荷兰病”的药方

尽管用“荷兰病”概括俄罗斯经济问题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其对油气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频繁波动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因此，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并使其向创新型增长转变，这一点已经成为俄国内共识。事实上，早在2003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前俄政府即已提出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问题，迄今10年有余却未有根本进展，这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

俄罗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012年俄罗斯人均GDP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27万美元与美、日、欧的4万~5万美元尚存很大差距，但却远远高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这决定了俄罗斯的分工困境：总体上，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俄罗斯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是政策困境。为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有必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使油气收入更多投向创新活动。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发展型国家”在西方世界之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但俄罗斯经济精英却不愿仿效发展型政府政策，认为政府作用主要在于完善市场环境，即主张走后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大量的油气收入被投入民生工程，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却相对很少。另一方面，俄政府也认识到了消极无为的弊端，从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方向却是依赖国有企业和财政拨款，但囿于国家治理的低效，结构调整成效不彰。

既然俄罗斯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治疗就不可能有特效药，但努力方向还是可以辨认的。首先是需要明确国际分工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发展战略。俄罗斯除了异常丰裕的自然资源，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行的突破点是一些特定领域的高科技（包括军工、核能、航天等传统上具有一定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以及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加工。俄政府对于前者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现代化战略，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都是极少数俄罗斯目前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资源性产业的认识则需要进一步清晰化。俄官方一方面将资源的高效利用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另一方面，总是强调不愿做“原料附庸”，结果是社会舆论对于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偏见以及政策对于资源开采利用，尤其是外资参与的诸多限制。事实上，唯有利用资源禀赋才能为结构调整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且无论是资源的开采还是深加工都可以成为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有效载体，因此，应该改变现有的资源政策，积极鼓励资本包括外国资金和技术进入。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工业，长期以来俄罗斯都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对其进口贸易自由化，而非刻意刁难贸易，尤其是严格限制外国商品零售环节而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无论是发展高科技还是高效资源性产业，都需要政府主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来实施。为提高干预效率并降低由此带来的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增强决策民主，放松管制、治理腐败都是必要的，也是普京在新任期提出的任务。但在这些传统的改善制度环境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实行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倾斜生产（向特定地域和特定产业）的特惠手段，诸如税收减免、土地免费供应甚至是对官员的GDP考核等（这里指的是中国的经验）。普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西伯利亚和远东超前经济发展区是个突破。

马蔚云（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